杭州环湖诸山中的奚珣强，通过多年攀爬山林，发现并解读了许多摩崖石刻，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02奚珣强认为，《两浙金石志》是他走向山林的指南，让他发现了许多文献中未记载的重要题刻。

　　03除此之外，奚珣强还推广了摩崖石刻的辨识方法，为民间摩友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4目前，奚珣强与官方合作，对摩崖石刻进行系统性重新拓片和存档，为文物部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半夜和朋友们聊得开心了，他拿起手电和手杖，就往山里跑。奚珣强长得瘦，“又身轻如燕，在峭壁上跳来跳去”，朋友陆易眼里，他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很多人都说，奚珣强是爬山人里最会读文献的，又是研究文献的人里最会爬山的。

　　杭州环湖诸山，历代造像、题刻往往散落其间，或藏于幽洞，或隐于榛莽。奚珣强爱走山间野路，当他在野路旁看到某方石刻文字的时候，心中时有一闪而过的疑问：“不知道这方石刻有没有记载？”那时候他完全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想想，也就是想想而已。

　　他的朋友魏祝挺说，刚遇到他的时候，他身上老是带着一本《两浙金石志》。这本书厚厚一册，上面写满他的各种注脚。《两浙金石志》是清代浙江巡抚、金石学家阮元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两浙地区的摩崖石刻的一次高度总结，也是清代金石学的一部经典之作。自2014年买下，这本书就像是奚珣强走向山林的一本指南。

　　2024年，奚珣强发现了一方题有苏轼姓名的北宋题刻，在摩崖石刻的同好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然而这方题刻在奚珣强的一系列“新发现”名单中，甚至并不是最重磅的。

　　和他一起跑步行山、辨识摩崖的朋友们，正在通过山与石来重新认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历史，他们的发现往往让文物系统内的人感到惊讶，“其实作出很大贡献的，是这一批爬山的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说。人们把这个民间的摩崖石刻爱好者圈子称为“摩友”。

　　奚珣强无疑是“摩友”中最有收获的一位。他跟着《两浙金石志》的脚步，曾经发愿，要把阮元著录的杭州唐宋时期的摩崖题记全部找到。十年过去，他让阮元认为已经遗失的石刻于丛莽中再现人间，又发现了二三十方任何古籍都没有著录过的重要题刻，其中的大多数应文物部门的要求，处于保密状态。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大拓宽了晚清以降金石学的学术边界，而他既不是一位正统的金石学者，也不是学院里的文史学家，只是一个爱在山里跑步的人。

　　奚珣强说，在这些石刻“将消亡未消亡”的生命尾声，他来到了它们的面前。像是托嘱遗言般，它们向他传递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信息，他则全凭天意与直觉，去捕捉片段的亘古遗音。

　　杭州九曜山的石窟造像，因为奚珣强的发现，这里2023年7月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视觉中国

　　“有些字，你努力也没有用。有些呢，看到就是看到了。”奚珣强说。在茫然无际的崖壁之上，如何找到一千多年前早已漫漶不清的刻字，听起来是一件唯心之事。

　　魏祝挺遇到奚珣强是在2018年。那年，浙江省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叫做“佛影灵奇”的展览，展出了十六国时期到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那天，身为浙博研究馆员的魏祝挺正在给观众做导览，奚珣强站在旁边听着，想起自己不久前拍过九曜山上的一个石刻造像，佛像背光呈桃叶形，和魏祝挺说的五代时期的造像特征有些符合，于是拿出照片给魏祝挺看。

　　照片上，主佛端坐中间，两旁协侍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拿着照片仔细端详，饶是研究佛教造像多年，魏祝挺也对这一窟造像感到陌生，但他根据各种特征判断，“这是吴越国的”，他对奚珣强说，“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2019年初，在奚珣强的带领下，循着他踏过的野路，魏祝挺和一帮朋友在九曜山的西侧山腰处，看到了这窟造像。

　　九曜山并不是一座大山，且紧贴着市区，但这处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造像，愣是被众人忽略遗忘，在当时竟然还不是文保点，“当时官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造像的重要性。”魏祝挺说，多年前对它有一些零星的调查，但并不能判定它的年代，于是它渐渐被人们遗忘。奚珣强为它的断代找到了直接证据。

　　九曜山造像的对面山崖上，有一块较为平整的崖壁，还有少数残存的刻字。2019年5月，奚珣强和他的朋友陈洁架了一个梯子，做了拓片，经过比对，确定是《弥勒上升经》，而这龛造像是弥勒下生像，上升经与下生像的组合是吴越国时期流行的造像组合。

　　那是一片他经常攀爬的岩壁，但那天不一样。“那天为什么会看到呢？”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我也不知道。”奚珣强说。就像奥运会射击运动员经常说的那样，射击时其实根本看不到靶子，那似乎是一种长年累月的肌肉记忆所召唤而来的冥助。

　　不经意间，奚珣强好像感到有一些缥缈的笔画在岩石间招引着他。也许是昏乱的光线正好对准了残迹的某个角度，模模糊糊的崖壁上，“香严界”三个字从千年前的时光隧道中逐渐浮出，“香、严、界”，他默念了一遍。

　　有了“香严界”三个字，九曜山造像的身世基本被判明了。文献中记载，吴越国国师永明延寿，就是后来劝谏吴越国王纳土归宋的那位老禅师，在每天日暮的时候，就从驻锡的慧日峰净慈寺，翻过山岭，到另一座山峰念诵佛号。那是一座可以看到落日的山峰，对着落日的方向念诵佛号，对于西方净土信仰非常重要。吴越国主钱弘俶感念永明延寿的虔诚，就在这座山峰上，为他建了“香严殿”。

　　香严殿早已不存，而随着“香严界”的发现，文献中的故事被印证在坚实的土地上，我们才知道，原来那座可以看到日落的山峰就是九曜山，而造像就是当年香严殿内的造像，甚至可以还原出永明延寿从慧日峰走到九曜山的爬山路线。

　　郑嘉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第一次站在这面岩壁前时，是一种说不出的惊讶：“这个岩壁没有任何特征，就算有人告诉你这是‘香严界’三个字，你都还要仔细辨认才勉强认出来。可见它没有被发现之前，他们是在一面岩壁的汪洋大海里，没有任何希望，却又满怀希望地把这个岩壁一帧一帧、一寸一寸地爬梳出来。”

　　“香严界”的拓片做出来，比在岩石上看，字迹清晰了不少。因为都和石头结缘，陈洁和奚珣强也就成为朋友。奚珣强去爬山、米博体育登录去发现石刻，但几乎所有的拓片都是陈洁做的。“特别模糊的字，侧光也打不出来，但纸覆上去、墨一上，黑白分明了，也许字迹就会跟着出来。”陈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郑嘉励曾讲过一个略显夸张的比喻，他说如果没有奚珣强，这个造像的身世就是“万古如长夜”。“机缘。”陈洁是个话不多的人，他说奚珣强和“香严界”的相遇是一种机缘。2023年，九曜山造像被列入省重点文保单位。

　　“再过几十年，可能连这几个字也没有了，那你就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奚珣强说。

　　香林洞所在的杭州飞来峰，这里有380余尊摩崖石窟造像，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摩崖造像群，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视觉中国

　　石刻是会消亡的。只是它的生命周期漫长，短暂的人类生命，只能一睹它某一个时段的面容。奚珣强见过清晰的正值壮年的石刻，也见过暮年石刻的衰残。石头的泐痕就像人的皱纹，岁月拂过，终成沟壑。

　　关于苏轼的这方题刻被发现时，已是“风烛残年”。2022年，在飞来峰下香林洞洞口，奚珣强看到了它。它附在另一方题名的侧面，风与水在它表面留下了斧削般的深痕，无论奚珣强在现场如何打光，都看不清是什么字。

　　陈洁说，很多题刻，他们知道有字，但实在认不清，就先用相机拍下高清照片，再做拓片，回去反复看、比对，才能看到仿佛若有字。

　　2024年，奚珣强在翻看旧照片的时候，恍惚间，好像一个“杨”字隔着屏幕在跳动，就像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观察得越细微，就越难以辨明它是“波”还是“粒子”，而在照片的一张张快速翻动中，这个“杨”字反而跃跃欲出。

　　“杨”在题刻范围的右上方，很可能就是首字，对文献烂熟于心的奚珣强马上想到了一方被认为已经遗失的杨绘与苏轼的题名，也是杨字开头……“杨绘元素、鲁有开元翰、陈舜俞令举、苏轼子瞻同游。熙宁七年九月二十日。”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满三年通判任期的苏轼，将要离开杭州。当时苏辙任职于山东，苏轼请求朝廷也将他移官山东，好与弟弟团聚。九月，过了重阳节，告别的日子临近，杭州知州杨绘正好也要离任，于是几位好友举办了一场曲水流觞的聚会。席间，苏轼填词一阕，付与在场的歌姬演唱，调寄《劝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月……”

　　十七年后，苏轼第二次官任杭州时，还记得这次聚会，他回忆道，“予昔通守钱塘，移莅胶西，以九月二十日来别南北山道友。”苏轼将年月日记得这么清楚，可能觉得这场欢聚实在是一次美好的回忆，更可能是因为杨绘当时用笔记录了，“小字更书年月”，随后，这则记录被摩勒上石，长久地留在了他们曲水流觞之地的某块岩石上。

　　跟随“杨”字游出来的是一条“鱼”。“鱼”字略小，在杨字的左下方，奚珣强意识到这就是苏轼的“蘇”里的那条鱼。很快，根据字块的相对位置关系，更多的字被认出来，奚珣强开心地说：“这个真是消失了起码两三百年，查遍任何博物馆也没有拓片的。”

　　他马上带着朋友回到了香林洞现场，“这地方肯定是对的，下天竺能够有曲水流觞的地方，我们看遍了，也只有香林洞这一带，水从三圣寺那里流下来，通过洞口再回环过来。当代也是一样的，如果下了大雨一定会有积水。”奚珣强在香林洞口观察着水流的走向，遥想着当年曲水流觞的具置。

　　苏轼两任杭州，虽经“元祐”的凿毁，还是留下了诸多石刻记录，但经漫长岁月洗礼，据魏祝挺考证，此前杭州仅发现定山风水洞题名（1074年）和大麦岭题名（1090年）两处苏轼真迹刻石，其他均为明人仿刻。2024年奚珣强发现的这一方，成为目前杭州第三处题写有苏轼姓名的宋刻真迹。

　　“文物系统里没有他这样的人，”魏祝挺说。他还谈起了另一位“摩友”，不久前在富阳发现了一处元代的题刻，“可以补充元朝和占婆的外交史。在中国其他城市我还没有发现这么多的摩崖爱好者，可能正好杭州的摩崖数量庞大，山离城市也不远。”魏祝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那位在富阳发现元代题刻的人，也和奚珣强一样，一开始是喜欢爬山，爬多了就对石头感兴趣，于是开始赏石玩石，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石头上的字，就想看字、认字，于是开始买书自学……

　　杭州南屏山下张苍水幕前的石像生。石像生在古代用于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IC photo

　　奚珣强说他小时候，因为爱玩，就在家里翻箱倒柜，家里翻完了，就去翻山。他老家在天台，天台山盛名在外，但那时候，是他的一个大玩具。现在的山，对他来说，变得更加耐玩。

　　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陆易从2020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两只金狮子》（“两浙金石志”的吴语谐音），奚珣强出现在了片中。也因为拍摄这部片子，陆易成为奚珣强的酒友。陆易说，奚珣强是一个“玩家”，“比如去看潮水，一般人就等着固定时间去固定的地点看，但他要计算的，哪个时间、哪个地方、哪个角度的潮水是最好看的，他算出来的地点和官方公布的都不一样。”

　　给石刻打光的手电筒，也让他玩出了新门道。清代金石学家访碑之勤，也许输于奚珣强，但他们更输在只有火把这样的散射光源，而一道线性的光束是奚珣强的成就超越前人的重要原因。

　　看到一个字的残迹，奚珣强会先拿手电围绕着残字照一圈，就像以字为中心画一个平侧光的同心圆。对一个历经几百年的刻字来说，字口会在哪里漫漶，是一件随机的事，光扫一圈，就能大致掌握哪个角度最能看出该字的轮廓。

　　手电也不是一般的手电，而是一种可渐变光的手电。“目前这种手电国内已经停产了，闲鱼上炒到几百元一只。”一般的手电只有阶梯光，三档或者四档光亮，而对于某个幽微的残损来说，一档可能光照不足以凸显其深度，而二档光又可能会曝光过度……只有细腻的渐变光才能应付。

　　于是，用手电光看清一个刻字，需要三个变量的互相配合：手电光束与刻石平面所形成的夹角、光束本身的方向，以及光的亮度。随着奚珣强手腕的不断变化，三个变量在某个瞬间达到完美平衡，一个面目模糊的字就这样从历史中被拽了出来。

　　同一块石头，打手电（左图）能看到一个倒着的“石”字，不打手电则看不出。受访者供图

　　这个方法是奚珣强从长年的认字过程中慢慢摸索而来，如今已经在“摩友”圈内推广，像郑嘉励、魏祝挺这样的体制内人士，都跟着奚珣强学会了这套方法。

　　一方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的司马光题刻，也许正是手电光帮了大忙，才被奚珣强辨认出来。

　　奚珣强刚刚爬上南屏山顶的宋兴教寺遗址的时候，那里还是野猪窝。他爬的山多，对野猪窝熟悉。油麻藤挂在嶙峋的石壁之间，地面上又短又脆的枯枝被铺得非常厚，脚踩上去，松软、响脆，“野猪要做窝的话，可能每天把枝条给咬断了，叼一点、叼一点，垒出来就变成保暖御寒的窝。”

　　就在这个野猪窝的旁边，曾是司马池、司马光父子游览登胜之处。千年后，奚珣强找到了他们游览的题名石刻。康定元年（1040年），已经60岁的杭州知州司马池被贬知虢州，从后来释读出的石刻文字来看，九月二十九日司马池收到贬官诏书，告别杭州之前，偕时年22岁的司马光登览南屏山，最后一次俯瞰西湖。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了青年司马光的这次短途游赏，历史细节赖此方石刻得以保存。

　　碑上刻石已经极难辨认，拓片上也只能勉强看到“康”“元”等字，“这个‘司’你看到了吗？这个区域的‘司’若隐若现。”奚珣强指着拓片寸寸分解，同时用手电光来做模拟，“‘池’字的这里可能有个褶皱。‘南屏山’隐隐约约有的。这是‘男’，这是司马光的‘光’，‘侍行’两个字看得到吗？就是陪着他玩，‘男光侍行’。”

　　环湖诸山的面积在50平方公里左右，杭州绝大多数古人题刻都集中在这50平方公里的山中。面积虽不大，但加上山势的起伏，陵谷相隐，奚珣强走遍这片区域，花了十年。2024年，他去了一趟泰山，泰山的摩崖石刻数量有两千多处，大约是西湖诸山的两倍，“大致摸清楚也要三五年吧”，在巨大的历史与自然面前，他感到人力的渺小。

　　杭州天竺三寺中的下天竺寺，今名法镜寺，图为2020年12月这里的红枫。视觉中国

　　“西湖边的野山你是不是都跑遍了？”南方周末记者问他。“基本上能出来的石头，都……”奚珣强说，“都”后面的动词，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说走过、爬过、看过，摸过，都不太够，很多石头，他都反复打量过。

　　甚至一些没有的石头，奚珣强也会凭直觉再多看几眼。比如天竺寺（今法镜寺）后山上的唐代萧悦题名。萧悦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位以画竹子著称的画家，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曾赠予白居易一幅竹画，白居易则以《画竹歌》回赠。据记载，萧悦有一方题刻在天竺寺后山，清代人找不到这方题刻，认为已经被毁，其实他们可能只是被青苔障住了双眼。

　　奚珣强发现萧悦题刻的时候，它还只是一块被青苔完全覆盖的岩壁，不拿手电用侧光反复打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青苔表面微微下陷的痕迹。“如果全是青苔，你一开始又是怎么注意到这块岩壁的呢？”“每块岩壁都拿手电仔细扫描过去。”奚珣强说。与其说是寻找，他更像是逐字逐句地读一“本”山。“批注”用的是粉笔，看过哪一“页”石头，就用粉笔做个记号，石头和石头太像，迷路也是常事。只要能爬得上去的石头，他都会去看看。他爬不上去的地方，“古人也爬不上去”。

　　奚珣强经常一星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山上。一开始找字，有些人会觉得漫山遍野都是字，都是风化后的字，“其实不是的，有字岩石的风化和无字岩石的风化还是有区别的。”他说，“不到现场待一段时间，讲不明白。”

　　奚珣强说自己脑子里有一幅三维地图，他不大相信文保单位给某些地点所标示的经纬度，因为经纬度只是平面上的一个点，而身处立体的山中，山脊曲线的弧度、山谷的凹陷深度，乃至一块巨石的遮挡，都是需要考虑的变量。“而且这个经纬度是民用的，用在手机上都会有五六十米的飘移”——山中的五六十米，很可能已是另一番天地。

　　奚珣强小时候练长跑，高中读了理科之后，发现自己化学特别差，高考当然也就没能考好，念了嘉兴的一所二本。他那时候就贪玩，参加省大会800米项目，前一天晚上还约同学钓龙虾，钓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比赛没力气跑了，还好，跑了个第八名”。

　　大学学的是丝绸工艺，199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嘉兴的一家国营丝绸厂，他不喜欢，就回了天台老家。2002年，奚珣强去深圳闯荡，在他姨父开的一家油库打工，后来又去东莞搞塑料模具。

　　疫情之前杭州游客多，奚珣强瞄准了商机，又开始做车辆租赁的生意，因此练得一身好车技，“他是老司机，我们到各个地方寻访，他做司机，我特别地安心。”魏祝挺说，“他和当地人的交流也和我们不一样。”他的普通话不标准，有一种天台腔，问老乡山洞在哪里，“很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他从来没有什么知识的包袱。”40岁之前，奚珣强的工作生活与金石学毫不沾边。

　　那时候奚珣强有一个野跑的群，每个星期四晚上，夜跑爱好者们都会花两三个小时，黑灯瞎火地在野山里面走。“我们一起出去，他老在想田里这个季节会不会有柚子、葡萄，或者番茄，该怎么偷偷去摘，他会想的是这些东西。”陆易说。

　　他还是个麦霸，会抓着陆易聊鲍勃·迪伦。他的几个固定酒友，组了一个微信九人群，他们不只陪他喝酒，还会给他介绍带团行山的生意，陆易是酒友中的一位，“他们都希望奚珣强赚得多一点。”她说。但奚珣强的生活好像用不到太多钱，“看看石头、爬个山，要花什么钱呢？”

　　陆易知道他酒量很好，几乎没见到他喝醉过，“但他有时候喝着喝着会睡着。”奚珣强还有一个习惯，每当在山里有什么新发现，当天晚上他都要喝个大酒。有一天，他在山里看到了“荔峰”两个字，仔细看，落款是“阮元”，就是那本每天揣在身上的《两浙金石志》的作者阮元。神交已久的人，竟偶遇于山林，那天晚上，他喝了一整瓶绍兴老酒。

　　青年导演祝新也曾经拍摄过奚珣强，但那个视频并没有公开。祝新本来想拍摄的是一些学院派的专家，“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很不专业，要么就会向我们要钱。”直到他找到了奚珣强，“对我来说他比专家学者更动人的，是他对历史的一种好奇。”祝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给我们介绍一个题刻的时候，他的状态好像都是他第一次看到它，尽管他可能已经对别人讲解过很多次。他有一种赤子之心。”祝新说，“对他来说，可能那就是他的玩具，他的游乐场。”

　　八百多年前南宋的一个黄昏，周文璞登上了灵隐寺近旁的飞来峰，峰顶是隋文帝曾经敕建的神尼舍利塔，那时已经大半倾颓，残留的塔基下，周文璞发现了一方唐代天宝年间的题刻，那是唐监察御史源少良于天宝六载（747年）游览此处而留下的摩崖石刻。访得古人字迹，激动得周文璞一夜无眠，写诗道：“寻得数行天宝字，破他一夜草堂眠。”

　　《两浙金石志》记载，西湖群山里，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正是这方唐代天宝年间的题刻。这些年来，几十次摸索于飞来峰山中，奚珣强一直想把这方最早的题刻找到。不仅阮元没有见过它，好几个世纪里都没有人见过它，而阮元的文字著录只是照抄前人的记载。奚珣强早已熟诵这短短的几十个字：“监察御史源少良、陕县尉阳陵、此郡太守张守信，天宝六载正月廿三日同游。”

　　2021年秋天，奚珣强在飞来峰附近盘桓良久，远看一块野地，拦了铁丝网，游客进不去，他像之前那样翻身而入，四处摸索，落叶堆里，看到了一米多高的“璎珞泉”三个石刻大字。他知道这是元代沙门行之的题刻，有好几次他都路过这里。

　　时值晚秋，草木稀疏，他拂去石头上的枯叶与灰尘，细细摩挲之下，在“璎”字的王字旁的上方，仿仿佛佛，看到了一个小字——“游”。奚珣强还记得看到这个“游”字的激动心情，这会不会就是源少良与人“同游”的那个“游”？这个与“璎”字不成比例的“游”，说明这方元代题刻是抹掉了更古老的题刻，对这块石板重新利用，而“游”字，可能就是抹平石板时一条漏网的游鱼。

　　有了“游”做引子，奚珣强开始对这块一米见方的石碑做地毯式的爬梳。陆续地，在“璎”的女字底附近，“源”和“良”的部分笔画浮露了出来。文献中记载了题刻文字的排列方式，源、良、游三字排列的相对位置，完全符合文献的记载。

　　当天晚上，奚珣强与陈洁就确认了元代“璎珞泉”石刻的底层，正是唐代的源少良题刻。

　　奚珣强和陈洁从元代“璎珞泉”石刻底层辨认出唐代源少良题刻（方框中三字）。受访者供图

　　随着地毯式爬梳的推进，历史的叠嶂在奚珣强的眼前依次展开。他发现，这块石碑的历史图层，不只有唐代和元代，唐代之后，北宋刻了一次，南宋又刻了一次，层层叠叠，都留下了好几个残字，好像千年的历史被瞬间压缩在一块平面上。“其实这种情况全国各地也都有，名山大川，景致好的地方，可能就像C位一样，大家都往这里题，你刻一遍，他再刻一遍，就这样叠加上去。”奚珣强说。

　　采访的时候，奚珣强说自己没有哭，“太夸张了吧”，他尴尬地笑。但好几个人都记得，第二天晚上，他和朋友们聚会，喝了不少酒，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陆易拍下了这一幕。当初，他抱着一本《两浙金石志》闯入这片山林，逐碑逐石地将文献与实物一一印证，这方西湖最早的题刻，就像游戏里最后的大怪兽，如今找到了，释读出来了，就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突然感到空虚……”

　　一阵沉默后，席上一位朋友不知是劝慰还是棒喝：“你以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别人看来，算个屁啊！”

　　三年过去，2024年秋天，奚珣强依然喜欢摩崖石刻，从事着一般人看来“算个屁”的工作，他似乎已经过了那个“空虚”的阶段。他和陈洁受文物部门委托，目前在给所有的摩崖石刻系统地重新做拓片，然后上交文物部门做数字化扫描和存档，“这次做完之后，可能接下去几十年都不会再做了。”他还和官方合作，带着山里的村民去看题刻，“今天你们要记住这些题刻的具置，平时有空就来巡查一下，发现有人偷偷做拓片的，要去阻止。”他对村民们说。

　　我们不知道游戏里还有多少隐藏的“怪兽”，但奚珣强一直记得有一方蔡襄的题刻还没有找到……这个秋天的晚上，也许他会再次一个人走入山林。白天阳光强烈，手电的侧光会受到干扰，秋冬有月光的夜晚，蚊虫敛翅，是最适合访石的季节。木叶零落，苔藓枯萎，缠绕覆盖在岩石表面的植物变得稀少，访石人的手电在林间隐现，唤起千载之上的旧精魂。